班固死时《汉书》大部分篇章已经成稿只剩八表和《天文志》没有作

班固死时，《汉书》大部分篇章已经成稿，只剩八表和《天文志》没有作成，和帝就命令他的妹妹班昭（也称曹大家）替他补作，又命他的同郡人马续帮助班昭写成《天文志》。前后经历三四十年，一部史学名著终于完成了。这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说：“经过四人（即班彪、班固、班昭、马续）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

二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全书共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计八十余万字，由四个部分组成：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帝纪按照年月记载西汉高帝至平帝年间的军国政事。表分别记录了汉代有关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泽侯、百官公卿以及古代的众多历史人物。志记述了古代到汉代的典章制度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演变。列传记叙了汉代三百多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以及边疆各族和邻国的历史情况。

《汉书》在武帝以前的记载，大都沿用了《史记》的文字，但实际上班固也补充了不少内容，作了些修改，如《高帝纪》就并不全都是《史记》的原文，而是根据《史记》的《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加工整理的，此外他还在一些纪传中增补了很多诏令、奏疏、诗赋、文章等历史资料。武帝以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记录，则是班固以其父班彪的《后传》和褚少孙、刘向、扬雄等各家所续《史记》作为依据，再加上当时他能看到的其他记载写成的。

《汉书》在体例上承袭《史记》而又有所变化，《史记》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汉书》则是纪、表、志、传四体，改“书”为“志”，取消“世家”而并入“列传”。它最大的特点是纪传体断代史，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循例多作断代，为我国“正史”定下了格局，成为后世正史不祧之宗。

《汉书》在历史思想上是推崇大一统的，班固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细地记述西汉统一，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汉的一统帝业。《汉书·叙传》说道：“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班固有意写统一大业的自我表白。而传世的《汉书》，确实体现了这个思想。另外班固的封建正统思想在《汉书》中也有体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尊汉为正统，认为汉朝承袭尧帝的天运，得到了天统，给社会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同时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及篡汉的王莽政权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们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显然这种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这些正是班固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之所在。二是独尊儒学的思想。班固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这正表明班固所持的儒家正统思想，并以此来作为判断评价人物事件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在《汉书》中是很明显的，如他斥称游侠为“背公死党”，与司马迁对游侠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但班固毕竟是一名严肃的史学家，他总是尽量客观地记述历史事件，全面评价历史人物，颂扬德政，反对上层贵族的骄奢与残暴，同情被压迫人民，关心民生，并实事求是地指出“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认为百姓的起义是统治者压迫无以为生后的行动，这些都是《汉书》思想进步的方面。

三

文赡事详，是《汉书》的一大特点，主要表现为记述规模宏大，内容精深。《汉书》对西汉一代的史事和人物几乎无所不包，用“包举一代”来描述它是合适的。

《汉书》中占篇幅最多的是帝纪和列传两部分。十二帝纪中，班固补写了《惠帝纪》并续写了武帝以下的七篇帝纪，按照时间顺序脉络清晰地记载了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他还增补了许多重要的诏令、奏疏，大大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至于列传，内容就更为丰富。他在修补与《史记》相重的西汉前期的历史人物传记以外，又新写了一百多个人物的传记，把西汉历史联为了一体。这些人物包括贵族王侯和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军士、隐士、说客、酷吏、循吏、货殖土豪、游侠、佞幸、外戚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活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汉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此外班固继承《史记》为边疆少数民族和国家立传的优良传统，在《史记》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增补，写成《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三篇，记述了汉代周边边疆内外各族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与汉朝交往、战争的历史，为后代研究我国古代边疆各族及周边亚洲国家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